女子无牌上高速砸车 三亚警方通报 已被行政拘留15日!

在中国诸多经济学家里，刘胜军最尊敬吴敬琏，因为他认为吴敬琏是中国经济的良心，能够抛开个人的利益，从对国家经济负责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且把这些话说出来。

一是探索农村土地改革的机制设计。今后在这些国家命脉行业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撑，确实在全球化经济的竞争环境中，会让我们处于发展层级不同而带来的不公平竞争的结果。

我认为，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层面上：一方面，我们要在今后积极的国际合作中，努力将中国为区域发展和世界繁荣做出贡献并能谋求共赢发展的游戏规则带出去。所以，未来如何贯彻十八大精神，重新调整和深化我国围绕全球化红利的大国开放战略，将关系到对我们中国而言十分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同时，我们也要把改革开放之手延伸到我们自己产业链的上游，尽管这场欧美的金融危机没有严重侵蚀到国企和央企集中的资源型行业和金融、教育等要素市场，其中有些企业反而靠过保护和垄断的优势，形成了巨大的资产、进入到了世界500强企业行列之中，但是，这些企业和入世10年来率先开放的下游制造业，尤其是在其中顶风破浪还坚持到现在的民营企业和国际跨国公司相比，无论是开放环境下独立的市场竞争力方面，还是创新动力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今天我们非常希望通过中西部城市化的推进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目前我们还是感到楼宇经济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增长贡献很大，并没有形成其他国家所看到的产业集中，消费网点集中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注意另一个问题，非公有经济在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为当一个社会进入到创新型发展阶段的时候，无形资产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比例要超过固定资产投资所做出的贡献比例，所以，对社会无形资产价值的回报不重视、对个人所拥有的权益不保护，那么，人才就会不断流失，创造高附加价值的社会动力就会严重不足。最近，美国在亚洲推动TPP的合作机制就是它想开辟一个新的亚太合作机制，来充分彰显美国产业在这个地区的竞争力，从而期待从这个高储蓄、高增长的地区中获得他们高收益的最终目的。据统计，中国高技术领域中绝大多数发明专利来自外国企业和外资企业，信息技术领域的90%、计算机领域的70%、医药领域占60.5%、生物领域的87.3%、通信领域的92.2%的发明专利全为外国企业所有。

企业需要通过内部研发来构建吸收能力，以有效地将外部知识整合到新产品/工艺开发中，研究表明，内部基础研究投入水平高的企业能更有效地从外部知识溢出中受益。企业需要合理运用开放式创新模式，因为对外部知识的使用并不能取代企业自身的知识创造，企业对基础研究活动的投入越大，就能更好地吸收公共研发的成果并将之付诸于产品/工艺创新。因此，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基本实现了市场导向，但基础研究仍然严重脱离市场，不能提供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近10年来,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863计划、知识创新工程等科技计划对基础科学和高技术的支持，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和比例稳定增长，基础研究经费逐年增加。

如果企业从基础研究中获得的收益显著地超过支付成本和溢出成本，那么企业仍然愿意独立(或联合)从事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研究活动。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上有两个弊端：一方面，一些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过多地考虑了研究的商业利益，做了太多能快速商业化的开发研究和试验发展，不愿做与理论相关的枯燥和不可预期的基础研究，角色错位现象严重。

尽管2007年OECD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但中国的大部分科研资金都用于产品开发，以及根据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进行产品调整，并非基础性的科研工作。二十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环境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变得越来越浮躁，注重短期市场份额而不是长期优势成为一种趋势，即使是长期重视基础研究的美国企业也是如此。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全球化开启了难得的向全球领先企业进行网络学习的机遇，但开放式创新应该建立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之上。尽管我国企业正逐步成为研究与开发的主体，企业RD支出占全国R%D支出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60%上升到目前的75%，但企业的基础研究不仅投入总量偏低，投入结构也不合理，企业投入的研发资金主要用于现有产品和技术的完善，直接和间接投入基础研究的比例偏低。

我们不能套用公共品思维衡量企业基础研究的合理性，将非独占性( inappropriable)和易转移性(transferable)作为企业忽视投入基础研究的借口，因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未来市场需求的、经过精心筛选和前景预测的市场型基础研究项目，其间接的产出和潜在效应将具有高度的专用性和异质性，这种知识是不易转移的。基础研究是对国家未来的投资，如果中国不能解决长时间以来忽视对基础研究投入，没有转变基础研究的投入和使用机制，产业创新能力低的局面就难以得到彻底改变。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我国自主创新体系中最薄弱环节是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是由企业主导的、面向具体产业的基础研究，是产业核心技术的主要来源。

从世界主要达国家经验来看，企业重视基础研究，会带来持续的产业竞争优势，否则就会丧失这种优势。我们知道，真正自主创新的产业核心技术来自于基础研究。

对关乎产业核心技术发展的基础研究，企业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研发能力建设，在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和试验发展上保持动态平衡。产业技术创新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活动，企业基础研究不能采用计划的思维模式。

但由于企业缺少研发基础，本来应该投到企业的钱流向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其结果是企业无奈、政府苦恼。如果我国产业的发展继续忽视基础研究，就只能在新兴技术产业发展中再次回到技术追赶的道路。微软认为基础研究关系到公司的命运，强调探索一些尚无应用前景甚至在10年或20年内都不能实现的东西。我国液晶面板工业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明确规定基础研究面向长期目标，是公司财政开支的优先领域。目前中国企业研发经费主要用于完善现有产品和技术，仅1/3用于创新范畴的新产品开发和基础研究，企业研发经费的33%用于改进工艺从而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31%用于以完善现有技术和拓展产品用途为目的的开发研究, 24%用于完全新产品/新工艺开发(估计3年内能实现商业化)，用于基础研究(至少3年内不实现商业化)的不到9%。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实施稳定地加强基础研究的发展战略。中国企业应避免忽视内部技术储备的过度开放的创新模式，因为获取和学习知识的条件在于企业内部的知识基础。

在科研项目管理上，要从目前由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申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下达为主，改为由企业提出需求并招标，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通过竞标获得，国家视项目的重要性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政策支持。企业只重视引进技术基础上的再创新，创新成果多属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领域，而真正形成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很少，所以不能很好地吸收外部知识，不了解产品背后的基础科学原理，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一旦国外的技术升级换代，将需要重新引进，形成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

在高技术领域，中国自主的核心技术一直缺乏。中国企业往往将基础研究寄托于公共研发，但公共研发不可能承担起满足产业基础研究的使命。

我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进一步提高学术型基础研究能力的同时，应加强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近年来，面对挫折日本企业集体性地加大了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力度，约有四分之三的日本企业从事基础研究，包括为解决某种产品研究问题所作的基础知识探索、为提高现有材料或工艺性能及降低成本的探索、掌握新技术、研究超越现有专利的技术、掌握基础与支撑技术、研究测试技术和分析方法、探索可能利用的现象和物质等。日立、东芝、佳能、NEC等公司设置或加强了基础研究实验室，强化了企业层面的基础研究。缺乏关注产业发展的需求和未来趋势的纯基础研究，很难提高中国产业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美国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黄金时期，企业的研究开发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基础研究中，使得美国产业的基础研究领先于世界，造就了美国产业创新能力称霸世界。许多创新领先型企业即使在与大学进行研发合作后，还仍然保持很高的内部研发投入水平。

但大量的经费投在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基础研究比例一直没有突破6%，而且起伏较大。为此，我们需要对现有基础研究体系进行重大调整，完善面向自主创新的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结构和投入机制，加大对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投入。

微软公司具有良好的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文化。另一方面，尽管国家每年加大了对纯基础研究的投入，但中国的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10多年来没有根本性转变。

一、产业核心技术来自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OECD将RD活动划分为三种类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大学科研院所的研发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快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例如太阳能、高速列车、物联网等，我国一些科技型企业已开始承担基础研究项目。在产业应用领域，要真正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资源向产业升级和市场导向的创新倾斜。

我国自主创新需要更多地关注和加强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这一倾向导致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的产业创新能力明显下降。

目前我国研发体系的特点是科研院所和大学主导基础研究，而企业主导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目前，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仍然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政府的研发支持也主要针对研究所和大学，而且研究所和大学的科研工作大部分都是在没有企业参加的情况下独立开展的，企业参与国家基础研究项目较少，基础研究领域的产学研合作较弱。

中国受计划经济和前苏联的影响，形成了科研院所和大学主导的创新体制，使大量科技资源向科研院所和大学集中，企业的创新能力受到限制。这样看来，即便假设公共研发能有效替代企业内部基础研究，但公共研发所产出的间接结果既不能轻易地转移到产业中去，也难以内化为单个企业的科技能力。